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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4月底的一天上午，天阴阴的，卧病多日的徐大同先生躺在病床上，与他的学生、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佟德志谈着下一步学科建设的重点、学院发展的规划。言毕，先生说起想再唱一段京剧，便让家人把他扶起来，坐到轮椅上。

“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……”当先生苍劲有力的声音在病房里响起，柔和的光线从窗边照进来，落在他满头的银发上发出微微亮光，坚定的目光与坚毅的面庞让在场的人都动容。此后，病重的先生住进了重症监护室，6月9日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“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”，成为了他拳拳爱国心的最后写照。

在中国，名字是一个极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符号，往往蕴含着深情厚意或远大志向。在天津师范大学就有这样一位学者，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尽其毕生，致力深耕政治学一方阵地，坚信功将必成，逐步走向共产主义。他就是：徐大同。

徐先生的名字可谓深意存焉。一开始，先生的名字并不叫徐大同。他初中时的名字是徐同。先生说，他之所以改名字，是因为初中时他有个一直同桌的好朋友，姓张。等到两人一起初中毕业，升高中时，这位张同学因交不起学费退学了。当时先生在教会学校上学，教徒可以免费；而非教徒，包括先生本人和张同学，则必须交学费。张同学家里穷，交不起，失学了。后来，先生知道这位同桌去了海河码头边，和大人一起扛大包，先生哭了。先生的爷爷知道此事后对先生说：古人讲，大同世界人人为公，天下无处不公正，无处不饱暖，以后，你就改名叫大同吧！

在先生的心灵里，这件小事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痕迹。它甚至影响了先生一辈子，从人生道路，到职业选择，再到学术追求。

青年徐大同

在人生道路上，先生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。

张同学的失学，让先生向往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。先生找到了维护公平正义的锐利武器，那就是马克思主义。他说：“通过马克思主义学习，自己的觉悟得到不断提高，世界观、人生观得到改造，因此对党的认识也就得到很大提高……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，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。”

在职业选择上，先生终生从事教育工作，以传播知识为业。

先生常说，一个个人，一个家庭，一个社会，一个国家，没有知识，就没有前途；但知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学习、教育的结果。

所以，自1949年参加革命以来，先生先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、北京大学，1978年返回家乡天津，来到天津师范大学。他的身份一直是教师。

作为新时期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开创者，先生是著名学者。但他认为，教书育人，才是他最本职的工作。他“教学问、教做学问、教做人”的教育理念，深深地印在了一代代学子心中。

徐大同先生早年授课讲义

教学问——这是先生的为师之本。先生九十高龄仍然坚持给研究生授课。此前，从本科生直到博士生，他都亲自授课。后来，身体不允许了。先生仍坚持出席学院每年的新生见面会并讲话，仍坚持每年为本科生做一次讲座。

教做学问——先生重学以致用。他说，政治学是经世致用之学，学习政治学，就要做大学问，成为“大人”。 多年来，先生始终以宽容的胸襟，鼓励学生们突破陈规旧说，提出独立见解。先生常说，他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弟子们“在学术上都能超过他”。

教做人——先生重以德育人。在先生眼里，“德”不仅指个人品德，更指综合素质的提高和人格的提升。先生常跟弟子说，他小时候兴趣广泛，踢球、写字、学诗，尤其是京剧，这些活动爱好让他收益很大，甚至成为性格养成的重要来源；现在，人们越来越与传统隔膜，这非常可惜。为此，先生常督促学生多读传统经典，让自己浸润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，以文化人，以文育人。

徐大同先生授课

在更为具体的学术追求上，先生选择了“为中国而研究西方”的宗旨。

幼时的经历，让先生看到了祖国昨天的贫弱；从此，国家富强，人民幸福，成为先生念兹在兹之事。他要以自己的方式为国家、为人民作出贡献。

1982年，受教育部委托，先生在天津师范学院主持《西方政治思想史》教师进修班，为全国各高校培养了大批师资；1985年，先生主编的《西方政治思想史》出版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“西方政治思想史”，列入教育部教材。此后，他还主编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系列教材，带领团队承担了七五、八五、九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政治学学科发展。由他创办的天津师范大学“政治思想史教研室”，从最初的三个人，发展到今天几十人，先后创立博士点与博士后流动站，成为全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“重镇”。

徐大同先生与博士生合影

在学界，先生以研究西方闻名。但其实，先生不仅始终对中国问题有着极其浓厚的研究兴趣，更提出了“为中国而研究西方”的著名主张。早在北大工作时，先生就领衔主编了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部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》；近年来，先生重新回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，成果不断，最终于2015年结集出版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》。先生的作品，不管是研究西方，还是中国，都贯彻着他“为中国而研究西方”的学术思想，写出了中国问题、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。

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”，这是先生的座右铭。“从头越”的条幅也一直悬挂在先生案头，更时时萦绕在先生的心头。如今，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，但他坚定笃实的人生信仰、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、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成为留给师大人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在先生的指引和激励下，我们定将在工作、学习的道路上不断前行、勇攀高峰！

（来源：微信公众号“天津师范大学”）